委员会审议后认为，由于政府没有防止污染和生态恶化使欧格尼人的健康权和清洁环境权受到侵犯。

也就是说，这半个多世纪，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问题上，中国走的是传统改良路线，希望通过中华法系的自身改良实现中国法律的近代化。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开始，中国就开始在学习和接受一部分万国公法。

早在井冈山时期，《土地暂行法》规定，农民应在分得土地后集体耕种，须让他们集合起来，组织集体的农场。后来，中国在甲午海战中大败，人们这才发现，光有那些洋东西还不够，还必须有更根本的改革。第四条道路的关键，就是对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一切法制遗产，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不存任何畛域之见，真正地走中西合璧的法制现代化的道路。[30]（4）实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38]张晋藩《中国法制通史》第十卷，第172页。

必须使每一个同志深刻了解，苏维埃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唯一领导之下巩固与发展起来的。他们主张的实质是延续小农社会、宗法社会的伦理和法制体系，并指望它们能够解决新的世道里的一切社会问题。最典型表现的就是在其准私犯——亦即今天的侵权法——部分，人最重要的生命、身体、名誉和其它精神价值并没有得到法律的特别关照。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和国度可能对人格权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它有着不确定性、不具体性和思想的内在性, 将市民社会里的人身利益保护放在传统的侵权救济中，可能是最合理的选择。中国人格权流派的学者或许也深刻理解传统民法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功能，但他们主要从中国法治实践的角度来展开自己的学术活动。第一类的权利中，实体法会零散规定一些民事主体享有权利如的姓名权、荣誉权，但些权利在传统民法中规定的数量极少。这些公法或特别民法所确认的权利，就是台湾民法一百八十四条第二款违反保护他人之法律，致生损害于他人者……所保护和救济利益。

如果说资产阶级革命解决的是人被公权力奴役的难题，继之而起的马克思主义，则是着力解决人被社会奴役这一问题——但代价非常巨大：砸烂整个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和法律体系，重构人类社会基本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制度。比如说，人的生命被侵害，得到的救济一般限于其在未来可预见的工资。

传统民法在主体平等、所有权神圣、意思自治和过错责任的统驭下，建构了一套保障货能畅其流的民事交易和财产流动机制，它能促使自由市场的效率得到充分发挥。认为以罗马法为源头的大陆私法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从制度运行和技术设置的角度看，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谎言。尽管所谓民法人文主义者的论调在学术上离经叛道，但他们所关怀的问题却是真实存在的。通过以上实证法律机制的分析可以看出，依据民法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功能，同时反思民法的社会实践效果，人格权无需单独在民法中存在，它所关怀的人身利益完全可以通过传统的侵权救济机制得以实现。

第二类的善良风俗所保护的利益，是所谓人格权的大本营。人被社会奴役是一个非常基本、非常宏大的命题，要解决这一难题，需要非常宏大的思想规模。（四）对中国人格权流派的同情式理解及批判 中国的法治所面临的问题多如牛毛，那些法治的实践者和从实践立场出发的法学者也会有他们自己的逻辑。希图让民法变成人法，使它染上点所谓人文主义色彩，实在是一种主观离奇的想法。

第二，中国司法机关地位低下，法官职业素质不高，若民法典不明确列举人格权，法官无法有效保护民事主体的人身权益。其在侵权行为编通则部分的第一千五百四十二条规定：民事主体的人身或财产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据本编的规定请求可归责的加害人或者对损害负有赔偿或其它义务的人承担民事责任。

自由主义政治法制体系从来就不主要致力于消除社会的奴役，它能且只能着力于遏制公共权力的暴政。（3）特别民法或公法所确认的利益。

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方法，加害于他人者亦同。（3）米健：《法以载道》，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民法学者们也在殚精竭力地思考以求解决这个难题。首先是中国社会人权意识（其实他们要表达的是市民权意识）淡漠，非常有必要在民法典中明确列举所谓人格权来张扬私权、教化人民，从而在社会中形成一种权利氛围。（二）何处是我家？——人格权问题在实证法中的具体形态从法制发达史的视角看，私法的发达主要围绕着契约自由和过错责任这两个主题展开， 前者着眼财产的流转，后者关心侵害的救济。第三类的特别民法或公法所确认的利益，主要是指社会干预法（如消费者法、产品质量法）和社会福利法（如残疾人保护法、妇女儿童保护法、社会保障法）所规定的公民利益。

但是，万民法始终是冷酷的，它只关心财产和财产秩序，不关心具有主体特殊性的个人。本文第一部分叙述了所谓人格权的思想来源，第二部分分析了它所关怀的主题在实证法制中的具体形态，第三部分论证了保护民事主体人身利益的一种可欲进路，最后，透视了中国人格权论者的逻辑。

回顾市民社会中人身利益保护的发展史 ，我们会发现这一源自实践智慧的方案，可能是有关人格权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了。人格权问题就是后一种关怀的产物，它不属于对抗政府的公法权利，而属于对抗市民社会中私人主体的私法利益。

（三）人格权命题所关怀的人身利益保护的可欲法制进路 如果深刻理解了西方现代法制的基本框架 我们就会发现，人权概念处理的是公民与政府间的关系问题，它处在市民社会范畴之外。这一类权利为个人划定了私人活动空间，市民社会的存在有赖于这类人权的保护。

中国语境中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就可归属在它的范畴下。台湾民法以故意以违背善良风俗之法加害于他人的概括方式来规定这类利益的救济，恰恰是深刻认识到了这类利益与时代道德伦理密切相关这一特征。第三，中国政治民主推进缓慢、公法不彰，并且，希图通过公法来实现法治理想前途渺茫。至此，一条进路就渐渐清晰起来了：对于所谓人格权利益的私法保护，可以：（1）根据社会情势和伦理道德，在公法或特别民法（社会干预法）中确认市民的人身利益。

（2）扩大或开放侵权救济的范围，疏通民事利益的侵权救济渠道。人类文明史，本质说来是一部人逐渐被呵护、关心和尊重的发达史。

他们像公法学者那样，想要对作为社会个体的民法中的人进行一种主体关怀，在这种使命的指导下，民事主体的一些特征被抽象提炼出来，并以权利名之，学术上称为生命权、身体权、名誉权、贞操权等，且赋予这一束特征一个总名号：人格权。所谓人格权所蕴含的使命是非常革命性的，它意图在自由主义政法体系下解决社会奴役问题。

民事救济机制和公法制裁机制二元并行，赔了还打，打了且赔。市场效率维护和民事主体关怀这两个目标，前者才是民法的基本使命。

个人在团体秩序中是可以被代替的，他的存在及活动都必须服从集体秩序和整体社会利益，单个的人并没有什么独立的价值和不可取代的地位。这三类客体都可能涉及到所谓的人格权。在主流法学理论的视域中，市民社会本身就是一个系统的经济有机体，它是财富发生、流转和分配的基本平台。（2）善良风俗所保护利益。

这显然是工具与使命的严重不协调。如上文所说，对于市民社会内部私人间侵害的问题，公法除了传统刑事和行政制裁之外，也通过社会干预法建构了一些零散的市民人身保障机制，如通过消费者法确立了隐私权、名誉权，通过产品质量法确立了身体权，通过通过著作权法确立了一整套与人身紧密相关的知识产权利益。

公法是对政治压迫和权力奴役的反动。但是，人受社会奴役这个难题在法制领域始终存在，并且，随着商品经济从自由市场进入到垄断市场阶段，人受社会奴役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事实上，所谓人格权利益是市民社会范畴内的问题，应当纳入到传统民法机制中来。第三类的特别民法或公法所保护的利益，是所谓人格权的另一个重要渊源。